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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国时期,魏蜀吴书法艺术的特点
    文章来源:中国书法网shufa.com   【 】   时间:2019-5-25

    秋姨讲历史

    摘要:曹魏的书法艺术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,首先是汉末书法艺术的影响,但更重要的是曹操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,他在推动书法艺术发展和提高书法家地位上起过不小的作用。


    曹操书法

    引言

    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,结束了自公元186年以来的长期混战局面。三国的统治者从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出发,努力革除汉末弊政,推行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,因而各国社会相对安定,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,随之出现了文化的繁荣。三国时期的书法艺术,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较大的发展。

    一、书法的发展与笔墨纸砚的关系

    三国时期,笔的制作在汉代笔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,锋毫更加饱满,并出现了软毫和硬毫相杂的兼毫笔。三国著名书法家韦诞就制出了兔毫与青羊毛相间的笔。“岭外尤少兔,人多以鸡鸦作笔,亦妙”,这无疑是制笔工艺的一大改进。最早见于记载的制墨家是魏国韦诞。他不仅能制笔,而且能造墨,世称“仲将之墨,一点如漆”。当时,北方人用古松烧烟制墨,并逐渐扩展到江南的山林地区。曹植诗云:“墨出青松烟,笔出狡免翰,古人感鸟迹,文字有改刊。”


    曹丕书法

    除了烟墨,三国时期还用石墨,既可用于书写,也可作燃料,纸的大量生产和盛行是在三国时期开始的,当时虽有“贵素纸贱”的风气,但已开始用纸抄书。魏文帝“善书法,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,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”,这说明纸的制造已有很高的水平,帝王也开始使用,民间更是广为流行。东汉建安年间,出现了造纸能手左伯。左伯所造的纸有细、软、匀、薄的特点,精良盖世,书画家竞相选用,有“左伯纸”之称。

    三国时,砚向轻巧、精致及多样化发展,出现了一些新种类。曹操《上杂物疏》云:“御物三十种,有纯银参带砚一枚,纯银参带园砚大小各一枚。”魏繁钦《砚赞》:“方如地象,圆似天常,斑彩散色,沤染毫芒,点黛文字,曜明典章,施而不德,吐惠无疆,浸渍甘液,吸收流光。”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砚的研制和广泛使用。由于笔墨纸砚从量和质上都有较大的改观,从而为这一时期书法家们的艺术才能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
    曹植书法

    二、曹操对书法艺术的贡献

    三国时期,曹魏地域广阔,书法人才最多,这与曹操的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。《太平御览》引魏武帝选举令规定:

    “国家旧法,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,使文笔真草,典曹治事,起草立义,又以草呈示令什,讫,乃付令史书之耳。书讫,共省读内之,事本来台郎说之,令史不行知也,书之不好,令史坐之,至于谬误,读省者之责。”

    可见当时对公文书法的要求很高,这相应也刺激了书法的发展。曹操不仅重视书人,而且本人也是书家,他擅长章草,“雄逸绝伦”。《三国志·魏书》云:“汉世,安平崔缓,弘农张芝,芝弟旭并善草书。而太祖亚之。”今陕西汉中市博物馆内陈列“衮雪”条幅,下署“魏王”二字,相传为曹操书。《唐人书评》评其书:“曹操书,金花细落,遍地玲珑,荆云分辉,瑶崖璀璨。”曹操的两个儿子也是书家。魏文帝曹丕善书,曾将书法作品赠给东吴孙权和张昭。陈思王曹植工章草,《宣和书谱》谓其“胸中磊落,发于笔墨间者,固自不恶尔。”北宋内府曾藏其章草书法《鹤雀赋》。


    钟繇书法

    在曹操的大力倡导和汉代遗风的影响下,曹魏涌现了一大批书家,在这些书家中,不少是曹魏的重臣,如司马氏三父子、钟繇、钟会、杜畿等,但以邯郸淳、卫凯、韦诞、钟繇最为知名,是我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。魏最富有创造性的书家是钟繇,他曾先后师承东汉工篆隶的曹喜、擅长行书的刘德升、八分精绝的蔡邕为师,并融各家之长为己用。少年时,随刘胜往抱犊山学书三年,后曾与邯郸淳、韦荆、孙子荆、魏太祖等切磋书艺。存世的《受禅表》,传为钟繇刻石。钟繇的书法成就主要在楷书方面,结体茂密雄强,笔画清劲遒媚,出乎自然。《书断》称他:“真书绝妙,乃过于师,刚柔备焉,点画之间,多有异趣,可谓幽深无际,古雅有余,秦汉以来,一人而已。”

    曹魏碑刻都是隶书,但大多字体方正,笔画峭劲,已极少汉碑茂密雄肆之气,充分显示出隶书的衰退迹象。不过也有朴茂凝重不失汉碑风骨者,如《黄初残碑》、《胶东令王君庙门断碑》、《王基断碑》、《鲍捐神坐》、《鲍寄神坐》等。曹魏的书法艺术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,首先是汉末书法艺术的影响,但更重要的是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曹操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,他在推动书法艺术发展和提高书法家地位上起过不小的作用。

    三、孙吴书法以奇制胜

    清代阮元将魏晋南北朝书法分为南北两大流派,但他的分派以碑、帖为界而强分南北,这就欠妥了。其实北方也有帖,南方也有碑。南碑的形成,当源于孙吴。孙吴最重要的碑刻是迄今发现的第一座用楷书书写的石碑《葛府君碑》。虽然魏国的钟繇对楷书的定型化贡献很大,但是他的真迹不传,而《葛府君碑》却经历千百年沧桑而幸运地保存下来。据元陆友仁《砚北杂志》记载,此碑横卧于句容县田野中,只存十二个碑额题字。清代乾隆年间,由于孙星衍的再次访得,才有拓片传世。


    孙权书法

    按理《葛府君碑》这类楷书碑刻应当是在曹魏,但事实上不是这样。对这个问题应该作两方面的分析:一方面,曹魏固然在三国之中书法艺术最发达,但也不能忽视其守旧势力的存在。因“皆生于汉末,实东汉人也”,而构成了对书法艺术创新有威胁的顽强阻力。另一方面,虽然孙吴国力远远比不上曹魏,但当时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南移,大量的北方人口南渡带去了中原文化,加之守旧势力相对较弱,因此能脱颖而出。

    三国之中,以孙吴的砖铭最多。砖铭书体篆、隶、楷具备,有的婉丽,有的沉雄,饶有笔趣,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书体在这一时期的过渡和变迁现象。孙吴的皇帝都是书家。孙权在《书估》中被列入第三等,与谢安、王导同列。景帝孙休,《书史会要》谓其“善书”。末帝孙皓,“善行、隶、小篆、飞白”。孙吴的书家除了皇帝外,还有张纯、张昭、贺昭、苏建、朱育、诸葛瑾之子诸葛融等。大名鼎鼎的周瑜也是书家,据《金石录补》载:“周瑜题字,八分书。”如果说曹魏书法实力雄厚,那么孙吴却以创新突出和以奇制胜而与之对抗。

    四、蜀汉书法继承汉风


    诸葛亮书法

    《语石》在论及蜀碑石时指出:

    “蜀石不独今无一刻,即欧、赵、洪三家亦未闻著录,……刘燕庭辑,梯崖架壑,探访极博,章武以后炎兴以前亦竟无韩陵片石。蜀之君臣仓皇戎马,不遑文事,于此可见,是亦考古之憾也。”

    蜀汉无片石,是指当时的寻碑访古没有发现蜀汉碑刻而言,但决不能因为当时没有发现蜀汉的碑石,就作出“蜀僻处西川,汲汲于保国和恢复中原,并不重视书法,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什么石刻”的结论,这等于就是说蜀汉无书法可言了。

    其实,诸葛亮治蜀功绩为世公认,“不遑文事”的指责,可谓太过。诸葛亮在成都筑读书台,“以集诸儒,兼以待四方贤士”就是证明。蜀汉注意网罗和任用人才,一大批学者荟萃于此;加以文化、教育方面的制度的推行,职官制度的相应完善,促进了学术空气的活跃,涌现了秦宓、来敏、尹默、许慈、谯周、陈寿这样一批著名学者,产生了《本蜀论》、《古史考》、《太玄指归》、《论语注》等史学和经学的著作。不难推断,有这种学术气氛的蜀汉,书法艺术不仅不应当是空白,而且是应该有成就的。


    张飞书法

    蜀汉丞相诸葛亮是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而且也是书法家。陶弘景《刀剑录》云:“蜀主采金牛山铁铸入剑,并是亮书。”;《宣和书谱》云:“诸葛亮善画,亦喜作草字。虽不以书称,世得其遗迹,必珍玩之......今御府所藏草书一《远涉帖》。”;陈思《书小史》云:“亮善篆隶八分,今帖中有:‘玄莫太寂,混合阴阳’,字殊工。”诸葛亮不仅喜篆隶,而且善草书。据《宣和书谱》所载,诸葛亮的草书当属于由章草向今草过渡期间的书体无疑。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书法家。

    除诸葛亮善书外,蜀汉还有张飞、许靖、刘敏、谯周等一批书家。张飞既是猛将,书法也负盛名,“涪陵有张飞《刁斗铭》,文字甚工,飞所书也。《三国志.来敏传》记载,官至扬威将军的刘敏“善草书”。著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谯周“尤善书扎”,这说明了不仅曹魏、孙吴的书法艺术正在完成由隶书向楷书的定型化过程,而且蜀汉也是如此。这是中国自秦汉以来,文化的统一性和地区特色的有机结合的反映。蜀汉的书法艺术既继承了汉代蜀派隶书的雄放风格,使碑刻隶书凌驾于曹魏之上,同时也有书写随意自然、放纵不羁的佳作。它当然也同曹魏、孙吴一样加入了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行列。

    参考文献:《三国志.魏书》、《三国志.蜀书》、《三国志.吴书》、《南北书派论》、《艺概.书概》、《艺舟双辑》、《书史会要》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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